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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家庭、社会和精神科学

2022-01-14 15:37

(IC Photo)

沈祖新/文

家庭既是疾病的温床,更是心灵的疗养院。在《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中,罗伯特·科尔克用斐然的笔触描述了令人唏嘘的加尔文一家,体面的父母多恩与咪咪孕育出的14名孩子中有多人罹患精神分裂症,孩子们破碎的心灵如一击重锤,击碎了这个中产之家的美好镜像。

科尔克用细腻动人的叙述写出了“家”的多维特性,呈现出“心灵”与“家庭”之间的角力与撕扯。除此之外,“社会思潮”与“精神科学”也是科尔克探究悲剧起因的重要维度,前者反映出社会潮流对个人的影响,后者表征出“人”在科学中的位置与形象。在这三重维度的彼此映照下,加尔文一家的“家庭悲剧”具有了“社会悲剧”的广度与“人性悲剧”的深度,成为一个社会分析的重要案例,“心灵的破碎与家庭的离合”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以说,科尔克用一个家庭悲剧将关注的目光与论述的笔触投射到心灵与社会之间的广袤领域,为读者呈现出一部融文学叙事、社会纪实与精神科学探究为一体的著作。

毫无疑问,科尔克在面对一幕人间的悲剧:一对有着体面的社会身份的父母组成的家庭却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的子女,患病几率还相当之高。无论对于谁而言,这都是一记令人难以接受的人生重创。而造成这出人间悲剧的背后原因,既显得扑朔迷离,又不禁令人心生探秘的热情。作为一名有着调查记者经历的写作者,罗伯特·科尔克以冷静的态度面对事件,在家庭、社会与精神科学三个维度来揭秘这场“悲剧的诞生”。

家庭是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科尔克从孩子们的父母多恩与咪咪入手,描述并展现他们的性格特征。母亲咪咪出生在富庶之家,有着令人艳羡的童年;父亲多恩是典型的白人男性,参加过战争,有着骄傲的内心与近乎天生的控制欲,靠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获得了政治学博士的学位。但在这些光鲜亮丽的社会身份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生命残缺——咪咪的生父在她幼年时突然消失,这让她十分渴望安稳且靓丽的生活,以至于在她成年之后,金色的童年都在其生命的至暗时刻中反复闪耀。但这为她提供的并非是继续生活的信心与直面苦难的勇气,而是逃避的理由,“每当不如意,咪咪就会回想纽约梦幻般的童年,和休斯敦的辉煌家族史,来掩盖眼前的愁云惨雾”。这种对未来美好的近乎焦虑的期许以及不为人知、甚至不为己知的逃避心理直接影响了她对待孩子的态度:她近似狂热的生儿育女,但却无法尽力地履行母亲的责任。咪咪与多恩共孕育了14名子女,无论在哪个国家,这都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家庭构成。对于咪咪来说,选择孕育如此多子女的根本目的并非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而是以此掩盖自己残缺的生活体验,“她总觉得自己遭到抛弃了,而现在她可以亲自创造出陪伴自己的人”。咪咪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生”“养”和“教”之间的巨大差距,“生很多孩子,和做一个游刃有余的母亲,是两码事”。也正是在这种“巨大差距”中,作为母亲的咪咪忙得不可开交,又前后出错。面对家中患病的孩子与受到欺辱的孩子,她并没有做好对孩子心灵的抚慰,“她以前从来没有站在健康的孩子那一边,现在也不会”。这直接造成了对孩子们心灵的伤害,玛格丽特因此一生都不愿回家面对这些“家人”。从根本上说,这依然是咪咪的逃避心理在作祟,以前“童年”是她应对现实问题的避难所,现在“患病”是她平息矛盾的借口,但这借口就像一枚枚尖刺,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

在社会之维,科尔克将加尔文一家的悲剧与当时“反文化”的社会思潮相关联,发现了人们鲜少注意的“反文化”运动对于“家庭”和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的影响。爆发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现代文化史与社会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大多关注其中的自由诉求与解放潜能,却鲜少留意其中涌动的虚无主义暗流以及对青年人的精神造成的负面影响。仅就“精神分类症”这个病症而言,诸多理论家为其罩上“抗争”的光晕,反而将“家庭”视作“专制的隐喻”;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精神分裂症”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疾病,一种会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无尽悲哀与痛苦的病症。正是在这种认知失衡中,“像加尔文家这样亟须治疗的家庭被抛弃了,成了文化战争的附带牺牲品”。

在精神科学之维,科尔克展现出“科学”对“病患”的压抑,彼得的遭遇就是例证。他在疗养院过着规律的生活,接受着紧密的治疗,“电击休克”就是其中一项;当回忆起疗养院的生活时,彼得提到“他们会把我弄晕,用氧气把我冷晕”;无休止的服药更加重了他精神的紧张,以至于出现“治疗耗尽了彼得的精力”的悲哀结局。

在三个维度构成的综合视角的审视之下,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得以浮出水面,父母的性格、社会的影响、精神科学的错位治疗等因素都为病患的精神崩溃与家庭的内部危机摁下了加速键。在科尔克的叙述中,这三者并非是并行不悖,而是彼此相交、相互融合。

《隐谷路》的每一章都如同在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开篇”尤为精彩。比如第40章的开篇,“母亲葬礼的前一天,7月类日炎炎”。这让我想到了加缪的《局外人》开篇,就在这一句话中,“母亲”“葬礼”“前一天”“7月”“烈日炎炎”,每一组词都是一个叙事因素,在诱惑读者走进一个别样的叙事世界。在舒缓的叙事语调中,科尔克写到了在疗养院居住的彼得,讲到了妹妹琳赛接他出院去参加母亲的葬礼,描述了彼得的“病患”的特征以及他所接受的“治疗”的成效,“我完全配合”这句口头禅令人难忘。科尔克用这一个细节让一名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言听计从的病患形象立在读者的眼前;紧接着,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他又开心得像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如此的反差令人心头一紧,沁出辛酸与无奈。在母亲的葬礼上,大哥唐纳德已经完全沦为疾病的俘虏,如溺水者般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已经无法理解母亲的“死亡”,在他的心中,母亲还是一个五个月大的小宝宝,她生活在海里,与一只章鱼为伴。

科尔克用“纪实”与“科学”的实证态度记述加尔文一家的人与事。无论是父亲多恩与母亲咪咪的个人经历,还是14名子女各自的人生遭遇与生命状态,或是穿插其中的精神科学的变迁史,科尔克都是以实证的方式选取材料、铺陈叙事。他在《致谢》中表达了对加尔文一家和医生的感谢,尤其是琳赛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与家庭秘密。正是由于有如此细密的材料作支撑,科尔克的叙述才能有如此真切且强大的情感力量。这种力量为他的写作注入一股超拔的气韵,这不仅让他没有沉浸在悲剧的现实中呼天抢地,反而在心灵与家庭的角力中感悟到家人的回归与人性的祝福。

琳赛,加尔文家族中最小的孩子,原名为玛丽,为了疗愈自己内心的创伤而选择改名,希望以此开启全新的生活。她的姐姐玛格丽特也是家庭的“受害者”,幼年时就被父母寄养在其他家庭之中,童年的创伤是她内心永远的隐痛。有着同样令人惋惜的童年,但姐妹俩却对自己的原生家庭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琳赛选择重回家庭,照顾患病的哥哥,并向社会提供自己家庭的信息,希望自己的绵薄之力能对精神科学的进步以及病患生命的改善有所贡献;玛格丽特选择经营自己的家庭,与兄妹们保持有距离的接触。

科尔克对姐妹俩的选择采取“亦此亦彼”的态度,在叙述中从未有所偏袒与指摘。在他的笔下,姐妹俩都是童年创伤的受害者,也均为童年创伤的幸存者;她们用自己的方式疗愈破碎且惊悸的内心,她们都值得尊重与呵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科尔克对琳赛抱有更为深沉的敬重,就如同琳赛自己所说的,“大家都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我们活了下来,大家的生活各不相同,但都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