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导演计划视频

国产大片难发现新锐导演的影子，因此在导演协会上，有委员提出了新锐导演计划，那么新锐导演计划是什么？请看以下内容。

腾讯娱乐讯 （曾剑） 12月9日，旨在扶持中国电影新生力量的“星光UP新锐导演计划”在京启动，该计划计划在三年内陆续投入五千万左右的资金，扶持中国电影新生力量。

《山楂树之恋》的编剧尹丽川作为该项目的第一步胶片电影《与时尚同居》的导演到场，星光UP总经理肖飞为其颁发了导演聘书。热门电视剧《蜗居》的导演滕华韬则担任该项目第二步“旅行电影系列”的监制。

“旅行电影系列”数字电影是该计划的核心部分，“旅行电影系列将在三亚、重庆、丽江、台北、首尔五大城市游历取景，记录每个城市的不同表情，挖掘不为人知的风土人情和心灵感悟。当天到场的新锐导演有周杰伦御用MV导演珍妮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导演赵晓鸥和《爱情维修站》的导演王宁，这三位年轻导演从总监制滕华韬手中接过象征着“出发”的汽车模型。

搜狐娱乐讯 (哈麦/文/图)提到导演，我们总要谈第五代、第六代，以及后起的宁浩、陆川、乌尔善们。到现在，揽话题最多的则成了徐峥、赵薇、陈思诚，以及韩寒、郭敬明这些名人。但若要想，新一代导演的代表就是他们，或者再加上创造过高票房的郭帆、陈正道、田羽生、肖央，那就狭窄了。以上导演拍的只是商业类型片。还有一种电影，关注的是社会民生，平凡人物，充满关怀和力量。这些电影的作者不再是过去被贴上标签的地下导演，他们也多是八零后新锐，低调无名，但锋芒毕露，李睿珺就是其中一个。

和名人导演比起来，农村出身，上了一个三流艺术院线，拍四部电影加起来花了不到600万的李睿珺就是一个“屌丝”。在这个人人都在赶拍卖座片的时代，他还抱着一颗对电影的赤子之心——遵从自己，拒绝名利诱惑。通过作品来影响一些人，让大家对当下的社会的一些现象产生思考。

李睿珺从2006年开始拍戏，到今年已有四部作品，最新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和之前的《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相近，《水草》的主题也是老人、小孩、大自然，以及传统的逝去。电影选取了裕固族这个历史上曾是一个强大国家，帮唐王朝平定过安史之乱，现只剩下14000人口的民族，通过两个孩子回家的过程来表达对民族性消失、社会转型、生态恶化的关注。映后来自观众的好评不断，但让导演操心的是，在很多人去影院看电影只是为找乐子的当下，这部没有明星，没有话题，没有大预算的电影接下来如何才能让国内观众看到。

李睿珺：我希望他们本民族有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我。我是一个汉人，跟他们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我离他们很近(小时候住的村子是他们的邻居)。如果过五年、十年还没有人拍，可能真的就没有这个民族了。我在想，一个曾经那么辉煌的民族，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他们的文字消失了，如果有一天，他们的语言也消失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呢？我争取要拍一个关于裕固族的电影，一定要说裕固族语言(突厥语系)。我有一个乌托邦的想法，电影拍出来即使当时没有价值，放那儿了，几十年后，对研究这个民族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也是有价值的。

搜狐娱乐：不光是裕固族，其实很多少数民族都已经被同化掉，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

李睿珺：包括国家也是啊，美国的文化很强势，已经侵入很多国家。我一次去土耳其，很多人说，原来这里有很多当地的茶店，现在都成星巴克了，茶的文化和咖啡文化发生了逆转。裕固族过去豪放的性格，悠扬的歌声，他们的舞蹈，都是因为他们游牧的生活状态而形成的。如果有一天让他们定居下来，住在一个固定的屋子里面，即使有歌，有舞蹈，那也是永远模仿一个皮毛，本质的东西没有了。

搜狐娱乐：对于应该保留传统还是向文明进化，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看法。你的态度是什么？

李睿珺：传统的东西就是前人的一种经验，对我们都是有指示意义的，当然传统里面有一些束缚。现在水、空气、森林，不断的在下降，每天有一种动植物在消失。我们人类特别愚蠢的是，你以为你在主宰、改变它，其实你什么都没改变，甚至是毁灭。消失的速度一旦大于创造的速度，一切创造都是没有意义的。

搜狐娱乐：你为这个民族传统的消失惋惜，这个民族的人能理解你吗？

李睿珺：我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希望得到他们文化上的帮助，我联系了一些专家学者，在这个领域很有建树的，想要保护民族传承的。但是找他的时候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们的想法是你做电影就是为了赚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拍电影的时候大部分是他们的演员，我能看到他们想办法从我这里讹钱。我是一个外族的人，他们从我这里想办法赚钱，可以理解，我以为他们本民族很团结。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我发给小孩演员的钱，怕他们丢，就让和他们有亲属关系的人带给他们，结果发现给到小孩手里的克扣了很多。他们所有人都很冷漠，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参与了这个文明的毁落，这个结果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就是生存嘛，一切都不管了。从一个外来的民族的人说，我感觉到一些心痛和悲哀，但你反过来又一想，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我作为导演观察到了，用电影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能够让看到的人想一想，就已经很重要了。我不奢望能给你改变什么，电影改变不了什么。

搜狐娱乐：虽然你要表达的主题很宏大，但选择的方法却很简单，就是两个孩子回家，一路的见闻。

李睿珺：这其实是一个双关的故事，相互穿插、反衬。孩子是这个民族的未来，老人不行了，主要看未来(孩子)走向何处。其实结尾很孤独，由两个孤儿变成三个孤儿(两个小孩找到了他们的父亲)，他们三个人坚定上路，但没有人知道那是不是他们的家，一切都很茫然。很多东西一旦发生了就不可逆转，爷爷代表传统意义上的过去。孩子对消失没有那么强烈的概念，所以有些观众问，爷爷死的时候，他为什么没哭。

搜狐娱乐：两个孩子作为兄弟，大的自小送到爷爷那里养，小的跟父母长大，大的一直对被父母“抛弃”这件事耿耿于怀，这导致两个小孩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一路上发生了不少有趣的冲突，这样做是为了让剧情多点可看性吗？

李睿珺：本身这个民族就很小了，结果还分了两个部落，西部是裕固族，属于古突厥语系。东部在酒泉一带，是蒙古语系。我这个电影拍的是西部部落。两个孩子的设计实际上也有一层暗示，就是两个兄弟也不在一起，有分裂。

搜狐娱乐：其实如果要按类型划分，这部片也可以看成一种“公路片”，只是两个小孩走的是一条从来没人走过的路，他们的交通工具是骆驼。

李睿珺：游牧民族，或者其他民族也好，都是逐水而居。这个民族有一首歌，是一个传说，说我们从“西之哈之(xizhihazhi)”来，但这到底是哪里，没有人知道。我设计了一个路线，实际上是让这两个小孩再回去，有追溯他们的源头的意思，也许他们的终点是“西之哈之”。他们走过古城、寺庙、干枯的河流，很多东西无法逆转，那个就代表过去，大致是说他们整个民族迁徙的一个路线。还有一个，路上的空间感是很有意思的，承接了很多东西。因为路它一直没有变，过客来来往往，你现在走在这里，当看到过去的残垣断壁在那儿的时候，你立马会回想到过去的。

搜狐娱乐：看你的电影感觉很安静、内敛，会让人想到小津安二郎、侯孝贤这些前辈导演的电影。

李睿珺：一个简单的方式呈现一个简单的故事，凝聚一个大的力量，但是用生活化的方式，这也是我坚持要用非职业演员的原因。我不喜欢很做作的表演，表演的最高状态是呈现，而不是在表演。你看小演员很自然，其实我训练了他们好几个月。曾经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演员要参与演出，我考虑再三，拒绝了。因为一个裕固族的电影，一个明星进来，粘着胡子，骑在骆驼上，会让人感觉很出戏。

李睿珺：以前就特别爱喝可乐，觉得矿泉水索然无味，干嘛还要花钱买，年轻人寻求刺激嘛。当你到了一定年龄，生理机能发生变化，现在喝可乐觉得太甜了。以前看电影喜欢宏大，或者快节奏的叙事。但是慢慢回归，觉得那种平淡、安静的东西可能更有力量。我是在练内家拳，给了你一掌，外表看不出来，但其实内里很痛。外家拳看起来很花哨，招式什么的。但内家拳可能更有意思，我觉得更厉害吧。我抛弃形式主义的东西，简单的做一个预言性的，东方人的东西，有层次，你说它简单也很简单，如果你要挖掘，里面也可以挖掘很多东西。就像河流一样，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下面暗流涌动。

李睿珺：我是山西传媒学院学电影广告的，在上大学之前对电影没有概念。我生活的那个地方1990年前才有电，都是点煤油灯。我1983年生的。我们那儿每个月有两场露天电影，大家都热爱电影，但是这跟你未来要从事的职业太遥远。那时候觉得电影太神秘，因为除了放电影的之外，你没有听说过任何人跟电影有关系。但是我喜欢绘画和音乐，我们村有一个会拉二胡，这是触手可及的。

我原来看的露天电影要么就是抗日战争，要么武侠，比较闭塞。到大学看电影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电影跟你半点毛关系没有，是不同的国家，但是你依然能进入到那个世界。也就是从大学看了这些电影以后，我才觉得我未来要做电影，不想做广告导演。我就想转专业去学编导，我们老师给我说，广告跟电影是一样的，广告是用一分钟讲一个故事，电影是用一两个小时，我觉得挺有道理，就留下来了。其实是我们老师嫌转专业麻烦。

我真正的电影启蒙是在大学，看的学院派的，艺术片偏多，不自觉的会对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影响。所以未来拍电影会偏重社会性比较强的题材，这样会给你带来很多思考。最终是想通过电影影响一些人，而不是单纯作为娱乐和挣钱的工具。

李睿珺：因为它永远是这个社会最大最明显的东西，是你不自然想要关注的。我从农村里搬到县城，每年回去母亲都会给我讲，哪个老人去世了，有些是没儿女照顾，有些是生病了。每个老人我都认识，我亲眼看到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娶媳妇，还很多账。农村的老人本来是想养儿防老，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外出了。这些老人没有任何怨言。以前老人下地干活会被别人认为是耻辱的，现在都自己去干活。生病了需要手术治疗，他会觉得我都这样了，多活几年也没有意义，不给儿子增加负担。这个东西给我的触动特别大，按照我们年轻人的规划，我干了一件事情，我要得到什么。但如果这么想，他们活着为了什么？一直付出，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凄惨的死掉。

我心里特别难受，所以我回到老家拍这个群体，我觉得老人代表过去(《老驴头》)。这个国家太多的电影在描述传奇和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不用传播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是普通人，普通人的生活需要有人去呈现，平凡中的伟大是最伟大的。这些民众赋予了一代人，贡献是最大的，为什么不能占据银幕呢？有人说你拍的是边缘题材，我说你把谁边缘了？现在中国有一亿的农村老人，这是主流题材，为什么会边缘呢？《老驴头》讲老年人晚年物质生活的困境，《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讲老人晚年精神世界的部分。再到《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在寻找家这个源头，找一个归属感的东西。这几个电影本来没关系的，但看着像一个系列，所以就把它叫成三部曲也可以。

李睿珺：06年，我才23岁，拍《夏至》，找不到投资，别人会说，你又没拍过，我凭什么给钱让你拍。我借钱、挣钱，七八万的启动资金，七八个主创，最后下来花了30多万，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来很多年需要还钱。到《老驴头》(2010)的时候，没有人出钱让你拍农村的关于老人的一个题材，觉得太扯了。也是我自己挣钱，另外有一些电影节剧本的奖金。《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时候，国内才有一家公司介入，做下来一百多万。到《水草》，像劳雷影业这样专业化的公司介入，制作费到300多万，加上其他，已经400多万了。有一次开研讨会，有乌尔善等导演，我说我们没什么探讨的，我《白鹤》的制作费还不够《画皮2》的盒饭钱。

李睿珺：我就是想做这样的东西，我总会想办法把它完成嘛。如果不行，我把技术指标放低一些。现在没有人能阻挡我做这样的电影，下一个电影没人投资我，我买一个5D Mark II，依旧可以拍。拍电影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只要你热爱，你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