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官宣！高校招生，迎重大变化！

国内大学纷纷入局的大类招生，对考生而言，究竟是“捡漏”还是“踩坑”？对高校而言，招生方案应当如何设计？

培养“通才”，时不我待

顾名思义，大类招生是指，高考招生时按照学科大类或是将几个学科类似的专业合并在一起招生。学生入学后按照大类，在1~2年时间内进行基础培养，再根据兴趣和双向选择的原则进行专业分流，展开具体专业的后续学习。

实际上，大类招生在国外早已有之。美日等国家的高等教育纷纷开始探索大类招生、大类培养的宽口径模式，强调“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如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大都设置文理学院负责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人才培养，学生进入高校学习1~2年后，再在学科范围内选择具体专业。

这样，学生的兴趣、个性得到充分发挥，在对专业基础有一定了解的前提下可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同时，学生易于打好学科基础，培养较好的综合能力，利于未来的长远发展。

而我国强调通识教育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指出：“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体系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专业口径过窄、人文教育薄弱、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过死”。彼时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纷纷展开大类招生模式的早期摸索，加大选修课建设力度、开设不分文理和专业的少年部、成立基础学科教学强化部等等，以改变专业教育过窄的状况，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

2001年，北京大学启动了“元培计划”，彻底实行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贯彻“强化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十六字教改方针，着眼于培养具有多学科、宽基础的知识结构和应用能力的优秀人才，在普遍意义上被认为是“大类招生”本土化探索开端。

钱穆先生曾于1940年撰文《改革大学制度议》，提出“智识贵能汇通”，最先提出“通识”一词。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突破学科藩篱，以开放、包容的教育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而大类招生的初衷，正是把这一培养模式逐步推进，培养具有扎实学科基础、具有创新创造潜力的复合型人才，从而惠及整个社会。

如今，我国高等教育正趁着现代化建设的东风一路高歌猛进，由“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转化的现实基础已然具备，越来越多的高校向“大类招生”进军，在制度模式、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多方面进行大胆尝试。

浪潮迭起，推陈出新

据《大类模式：我国研究型大学本专业教育模式改革探索》一文数据显示，到2020年，除国防科技大学以外的41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都进行了大类专业招生改革，其中有7所高校尚未实施全面大类招生改革。

图源：论文《大类模式：我国研究型大学本专业教育模式改革探索》

可以看出，2016年之后，面向全校大部分学生或全体学生的全面大类招生高校数快速增长。此外，一些地方高校也在纷纷实施大类招生，“大类招生时代”的浪潮迭起，几乎已全面来临。

一方面，作为本科教育改革重点的通识教育，以大类招生方式全面展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办主任马进喜介绍实行大类招生的原因时指出，大类招生和培养能扩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也更符合当前学科交叉、专业界限淡化的高等教育改革趋势，符合一流高校的本科人才培养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专业为王”的高考政策与报考趋势，使高校大类招生有其紧迫性。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新高考改革，标志着“专业优先”的投档方式正式启用，强势专业将成为高校招生的“硬通货”。这种情况下，通过大类招生“打包录取”考生，成了部分高校录取优质生源的手段之一。

《传统与变革：我国本科院校大类招生培养模式与分类体系》一文总结了我国本科院校大类招生的几种人才培养模式。

图源：论文《传统与变革：我国本科院校大类招生培养模式与分类体系》

目前国内高校开展的大类招生培养模式可分为学院内大类招生培养（院系内相关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门类进行招生）、跨学院大类招生培养（将不同学院的多个专业归为一个大类招生）、开设实验班大类招生培养、成立本科生院大类招生培养等四种模式。这四种模式为大类招生的基础归类，越来越多的学校在探索通识教育的道路上推陈出新。

上海大学在原副校长叶志明等教育学家的主导下，于2011年将59个专业分为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三大类实施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灵活转专业等机制，将专业的生存权交给市场。

2021年9月起，重庆大学正式推行“本科生院”运行模式。5330名本科新生不再直接分流，按照“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大类管理”原则，先进入本科生院学习一年，按相应大类进入理科试验班（数学与物理类）、工科试验班（环化与健康类）、工科试验班（工程与能源类）等六个大类班级学习，接受通识教育，第二年再进入专业院系学习，成为重庆大学深化大类招生的重要一步。

招生培养，两不易

虽然大类招生呼声渐高、已成趋势，但风潮之下，暗流涌动。

一方面，大类招生旗号下衍生的招生乱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把人招进来之后，如何培养成了一大难事，而我国在大类培养方面尚不成熟。

新高考改革之后，同一大类的学生会因高考时选考科目不同而出现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不同；同时，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所需基础课程也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性需要高校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开设齐全的、高质量的基础课和通识课，实现多专业的重新组合，使专业向复合型转化。

但目前来看，部分高校准备不足。“水课”、“无用的通识课较多”等课程设置问题消耗了学生的大量精力。在某高校2017级外语类大类招生方案中，大一时课程倾向德语教学，对于分流后选择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缺少英语的基础语言知识课程，不利于语言基础较差的学生在一年级时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

所以，如何打破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脱钩的现象，做好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融合与衔接，是大类招生之后保证通识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有学者对此提出按“大类招生、分类培养”原则完善课程管理制度，即每个专业大类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弹性化选课制度，根据学生的基础、兴趣和能力，为学生设置多样化选择。

大类招生之后的专业分流阶段，也容易造成“热门专业越来越热、冷门专业越来越冷”的现象。成绩较高的学生扎堆报热门专业，而成绩低的学生最终被“甩”给冷门专业。

知乎截图

如2018年清华大学大类分流时，知乎上有网友提出了专业填报过热的问题，引发探讨。在车辆工程（电子信息方向）、电子信息类和生物医学工程（电子信息方向）三个专业中，选择电子信息类专业为第一志愿的人数高达164人，而选择其他两个专业为第一志愿的人数均仅为1人。而在该问题下的回答中，有其他网友贴出的工业工程、自动化、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三个专业的选择情况，自动化专业也以137名第一志愿人数占据压倒性优势。

专业间选择的严重不平衡不仅造成专业生源质量的细微差别，也会使负面情绪在“被选择”的学生与教师之间滋生。学生去的是“挑剩下的”，教师收的是“不情愿来的”。长久下来，必然会对专业培养质量与教师授课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不同学生而言，高校大类招生，可能是“踩坑”也可能是“捡漏”。虽然部分成绩靠后的学生只能流向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但对于高考“搭边上车”来到自己心仪学校的学生而言，通识教育期间也得到了逆风翻盘的机会。只要成绩能够冲在前面，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选择权，在大类分流中进入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

但对于高校而言，大类招生、大类培养的具体方案设计仍然有待商榷，大类设置的合理性应是开展大类招生的前提。学科属性、就业壁垒、生涯路径等都应是大类招生方案设计的思考重点。“一些高校的探索虽然很积极，但其具体方案设计与大类招生本真的意义，还有一段距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说。

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志明则认为，要实施真正的大类招生，更重要的是要摒弃传统的课程设置方案与体系，否则按照大类招生入学的学生会受困于依据传统思路设置的基础课程体系中。“大类招生不能孤立地学习制度架构，要在教学观念、配套机制上有相应的跟进。”

而真正让通识教育、大类招生深入人心，依然需要政府、高校对学生需求和产业变化做出及时响应与调整，比如紧需专业的倾斜与扶持、普通专业的优化升级与改造、冷门专业的撤销与调整。

随着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动态调整与补足，教育部对大类招生政策的严格规范，相信高校将会让具体招生与培养方案设计驶回大类招生的“航道”与“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