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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在隐秘的角落

2024-05-25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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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关注到校园欺凌这个话题,是从对一个年轻人的访谈开始的。

那是在2018年,我的博士论文确定了教育研究方向,但还没有具体的选题,就想先找一个县域,深入村庄、学校、家庭等各个层面做调研,看看能发现什么一般性的教育问题。

地方是偶然确定的,在一个南部省份的T镇。T镇非常大,人口多又杂,经济也比较繁华,一个镇上就有三所初中。进入学校之前,我决定先去村庄采访和观察,了解当地人对孩子的教育理念,结果就遇到这样一名年轻人:他说自己坐过两次牢,其中一次就是校园欺凌引起,因为帮助朋友打架,构成刑事犯罪后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兄弟们」每个月会给他凑钱买吃的,出狱后甚至还给他办宴席接风洗尘。

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事情在T镇并不罕见。那个年轻人还说,在T镇的三所初中,校园欺凌现象都挺普遍,因为不爱学习的后进生偏多,天天在学校飞扬跋扈,搞小团体,构建兄弟关系,看谁不顺眼就搞几拳。这些孩子大多又是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管教,即便犯错后被父母或者学校惩罚,他们也不害怕,要么离家出走,要么直接辍学。

这个故事引发了我对乡村校园欺凌的关注。后来,我主要去了T镇的第一和第二初级中学调研,前者是当地的老牌名校,历史悠久,后者则是上世纪90年代新建的学校,处在乡村的边缘地区。在两所不同的学校,我想探寻乡村校园欺凌多发的共性原因。

我首先访谈了一些教师和校长,一个明显的发现是,欺凌和乡村学校的生源结构和班级配置方式有关。这几年,「县中塌陷」话题被反复讨论,乡村中学更是面临着生源流失和质量下滑的普遍困境,优等生少,中等生和后进生多,呈现出橄榄型或者金字塔型结构。为了留住优等生,提高升学率,T镇一中和二中都采取过两轨制——分重点班和普通班,把最优秀的学生保护起来,创造相对好的学习环境,而对后进生的管理显得松散,不奢望他们学习,只要守住学生生命安全的底线就行。

也因此,两类班级的风格完全不同。T镇一中有一名梁老师告诉我,重点班学生特别自觉,老师根本不用管纪律,主要工作是安排作业和考试。但普通班乱的程度简直无法想象,学习基础差的「天王」、「天后」一大堆,课堂上不听讲,课后玩性大,如果不是班主任的课,他们很可能消失在教室,甚至翻墙出校园去街上溜达。老师怕学生出事,经常要干的工作是,外出寻找逃学的学生。

那名梁老师接着就讲,管理这样的班级非常头疼,那年开学过了两个月,班上除了5名学生会听课,书上规规整整做了笔记,剩下学生课本都还是新的。遇到考试的时候,后进生刚开始还会写试卷,后来卷子也不写了,再后来连名字都不写了。学生们厌学,但总要打发无聊的时间,有的想方设法偷手机打游戏,有的上课看霸总小说,有的女孩沉迷化妆,课桌上摆满的是镜子和化妆品,还有的学生要释放力气,没事就找人打架。

正是在这样的普通班级,更容易发生校园欺凌。梁老师印象很深的是一起两名学生相撞的事件:A同学不小心被B同学撞到了,生气捶了对方几捶,没想到B同学找人报仇,把A同学打了,A同学不服气,另找了4名学生又把B同学打了。本来是一件小事,就这样引发校园欺凌。B同学被打之后,最后就提出辍学,不读书了。

除此之外,班级还有很多学生爱打架和捣乱。有的学生会拿剪刀剪女孩子头发;有的上课唱歌,踢认真听讲学生的板凳,各种干扰课堂秩序;还有的后进学生以班级、村级(来自同一个村)为单位抱团打群架。

老师们感到很无奈,乡村师资原本就紧缺,要维持基本秩序已经很难,如果学生做得不是太过分,他们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几个访谈做下来,我就感觉教育资源紧张会引发一种「教育无力」。因为教育基础弱,教师配置有限,乡村中学会被县城中学掐尖,为了保留「火种」,不得不实行分层分班制度,但引发的问题是,后进生会感到自己被区隔开来,和学校的主流价值不相容,甚至感到被学校放弃。他们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但又毫无目标,如同一批「校园游民」,很容易把校园欺凌作为消费时间和重构意义的一项活动,最后走上一条厌学——校园欺凌和被欺凌——辍学的道路。

但无法安顿的时间也只是一个前提。我决定和学生,特别是欺凌的主体交流,想进一步搞清楚的是,打发校园时间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这些孩子会选择施暴?

图源电影《少年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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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五放学后,T镇的中学生会换上拖鞋,骑着电动车,混迹在大街上和奶茶店里。为了以平等的身份和学生交流,让他们更敞开,我的很多访谈就在奶茶店里发生。

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叫刘华,来自T镇一中,他讲起自己的欺凌经历,刚读初一就被打了,对方莫名其妙上来踹了他几脚,打完后给的理由是,认错人了。他室友的遭遇也很意外,有一次放学,因为闲得无聊去敲了几下别班的门,没想到就被别班一位学生给打了。他的室友气不过,约了七八个人去报仇,在走廊上围殴了对方,当天晚上,对方又叫了差不多的人,两帮人在操场上混战,直到被两个班的班主任和年级领导发现后制止。

在乡村,类似这样的欺凌事件还有很多。你会发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并不是蓄意的和有组织的,而是非常偶然的。学生之间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打人的理由可能小到微不足道,比如不小心碰到、插队、说错话、走路歪扭、戴眼镜、看起来很拽、感情误会等。我听过最多的打人理由甚至是没有理由,一个「看不顺眼」,学生就可能施加拳脚,大打出手,把小矛盾演化成大冲突。

这类欺凌事件也没什么深层动因,更多是学生无所事事,需要释放青春期的情绪和能量而引发。因为厌学,这些学生在课堂上发呆、睡觉,有的甚至整整一节课就在玩弄一块橡皮擦。一到下课时间,他们开始释放精力,四处闲逛,遇到有人挑衅就异常兴奋,摩拳擦掌地干上一架。他们打架前不会进行严密组织,而是看准时机就打,打完就跑,把 「戏弄」、「打斗」所产生的刺激感作为快乐的来源,你来我往,导致欺凌事件持续不断地发生。

这些例子很自然地从欺凌者嘴里说出来,你甚至会感到他们身上的某种「天真」。他们知道校园欺凌不对,但并不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欺凌,而是理解为「开玩笑」,或者「相互调侃」。

事实上,是否构成欺凌要看被打者是什么感受。举一个例子,T镇一中的小龙对同学阿展说,「你长得像海绵宝宝」,两人为此打起来,但之后没多久就成了朋友,这确实不算是欺凌。但在另一个例子中,小强把一名女生的皮筋悄悄戴在小恩手上,小恩很生气,把皮筋戴在了小强头上,两人随即打起来,后来还有一名学生跑来帮助小强揍了小恩,给小恩造成伤害,这就构成了一起欺凌事件,不能用「开玩笑」和「调侃」来粉饰。

在乡村学校,还有一类事件的欺凌性质是更明显的。学生看似在闹着玩,其实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弱势对象,以取笑、欺负和伤害此人为乐,从而引发反复的、持续的欺凌。

比如T镇二中有一名男孩,看着比较「傻」,班上的同学就天天欺负他,趁他睡觉把臭鞋放在他鼻子上,还用被子捂住他的头打。还有另一名男孩,因为戴眼镜被同学看不顺眼,有一次十几个人去他宿舍,也是用被子盖住他的头打,那名男孩不敢告状,又怕被再打,后来就只好辍学了。

跟这些欺凌者交谈时,会感到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被打者的感受,甚至不觉得自己打人有什么问题。在他们的概念中,善恶也不是那么明确,认为打你几下,骂你几句,不是多么严重的行为。这些恶看起来平庸,以至于他们觉察不到是恶,但也正是这些细小的恶,给被欺凌者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甚至改变了有些人一生的命运。

除了取乐,还有一些欺凌者之所以频频挑起事端,是想通过暴力表达愤怒和力量,证明自己是「不好惹」的。同时,他们被排除在学校主导的「以成绩论英雄」的价值体系之外,就希望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秩序。在这套秩序里,他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认为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强者。

他们也通过打架寻觅「同道中人」,划定边界,构建圈子,欺凌因此变成一项带有江湖色彩的社交活动。圈子一般有个核心人物,勾连内部关系,也负责建构新的关系。两类人的加入会扩充圈子势力,一类是寻求一起打游戏、挑衅别人的同伴,为校园生活增添乐趣;另一类则是因为自己比较弱,害怕受欺负,就主动跟圈子里的人套近乎,希望受到圈子的保护。

和一般的同学关系不同,圈子里的成员相互之间讲义气,很团结,「兄弟情」甚至会绵延到毕业多年以后,不会因为转校、升学而轻易断裂。正因为这种特性,圈子极易形成校园欺凌的团队基础,遇到矛盾冲突就以团队为单位进行摆平,在学校造成很大破坏,大大加深了治理校园欺凌的难度。

此外,圈子团结的另一面,也会形成「老大」和「小弟」的分离。他们不仅地位不同,对于打人的底线,以及什么程度才达到恶的理解也不同。小弟虽然会受到老大庇护,但也不得不遵从老大制定的暴力规则。记得T镇二中有一名女学生说,因为初一时被另一位初三女生长期欺凌,为了保护自己,她只好加入某个圈子,之后不得不参与团体打架活动,即便有时候都不知道什么缘由去打人,她也必须参加,因为一旦拒绝,可能就会被排斥出圈子,甚至沦为圈内人新的欺凌对象。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雷望红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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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T镇,这些年我陆续去过许多地方调研,发现乡镇学校的校园欺凌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乡村学生欺凌的方式越来越残暴化了。在许多欺凌者的讲述里,言语辱骂、扇耳光、拳打脚踢已经不算什么,甚至鼻青脸肿都不算伤,骨折才算伤。欺凌情节变得更严重,有侮辱性的欺凌,也有一些群架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

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案例是,一名学生因为在食堂打饭插队,直接被10多个人围殴,之后又被打了八次,最严重的一次是30多个人把他关在宿舍里打。那名学生实在受不了,最后叫了一些社会青年来报仇,弄成一起大型欺凌事件,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学校为此处分了七八名学生。

在乡村学校的一些欺凌事件里,社会青年的介入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们有些是学生的同村庄年轻人,有些是学生在酒吧、KTV等场所认识的朋友,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就可以吆喝来一大帮人,甚至每一次集体打架,都将之看作深化兄弟感情的契机。由于有外部力量的支援,学生会降低施暴的后顾之忧,增强施暴的兴奋感,使得伤害程度升级,而且有些人打完架之后也不跑,就等着接受集体惩罚,惩罚之后依然我行我素。

乡村校园欺凌呈现的另一个特点是,越来越隐匿化了。现在学校监管欺凌的意识提高了,各个公共区域都装有监控,阻止了一部分可打可不打的架,但也把另一部分原本发生在教室、操场的欺凌推向了更隐秘的角落。乡村许多是寄宿学校,宿舍就成为一个集中的欺凌空间,之前举过很多例子,都是欺凌者把人关在宿舍里,捂着被子打。学习和生活在宿舍里交织,学生确实很容易发生摩擦,比如我了解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名学生在宿舍吃东西,别人来抢,他不愿意给,就被捂在被子里揍了一顿,学校对此也感到防不胜防。

当然,这里的逻辑并不是说寄宿制更容易诱发欺凌。事实上,对于乡村孩子来说,学校的管控更严格一些,如果脱离了校园空间,父母又在外地打工,他们生活过得散漫,再加上被形形色色的社会青年影响,一旦把欺凌引到校外场所,会变得更加不可控。

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乡村学校的欺凌不仅仅发生在后进生之间,一些优等生也成为被欺凌,甚至是欺凌的主体。这也是乡村校园欺凌呈现的第三个特征,蚀优化。

随着乡村学校管理学生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老师的威慑力下降,原来被充分保护且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优等生,现在反而容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欺凌者会觉得优等生太高傲,看不起自己,就找种种理由欺辱他们。

在T镇,我了解到有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高高瘦瘦,平时不爱说话,也从来不招惹谁,但是一群学生就以「太高冷」「看他不爽」为由经常打他,在校期间打过他近10次。T镇的另一位学生也是成绩好,当副班长,一次值日记了坐在后排后进生的名字,其中两名学生就踹了他,崴了他的手。

上面讲的欺凌都发生在初中,一般来说,严重的校园欺凌大多也发生在初中阶段,小学虽然存在,但也不会特别恶劣,语言攻击、推推搡搡,打闹一下就结束了。然而,我在乡村调研时却发现,欺凌现象正在变得低龄化,小学欺凌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比如河南某乡就有一个小学欺凌的案例,讲起来都让人气愤到忍不住颤抖。那名欺凌者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因为家里条件好,在学校就经常欺凌别人,手段特别恶劣,踹肚子,坐在同学身上扇耳光、掐脖子,还会用打火机烧女生头发。优等生更是逃不过,他会逼迫优等生在厕所吸烟,逼他们学坏。

其中被打得最厉害的一名孩子叫小光,成绩排名前10,欺凌者有时把他按在地上,有时逼在角落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打过四五次,边打还边辱骂他的父母。有一次,欺凌者带了几名同伴去小光家,把他打得特别严重,之后骑着小光家的三轮车跑了。被打之后,小光刚开始不敢去学校,后来索性跟着欺凌者混,开始欺凌别人,结果成绩也不好了。

非常可惜,像小光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从被欺凌者转换成欺凌者,是因为被欺负一次后,如果不反抗,就容易遭到持续的欺负。而只有当他们开始去欺负别人时,才可能改变原本弱势的处境。

图源电影《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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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面对层出不穷的校园欺凌事件,治理要从社会、家庭、学校三个层面着手,但在现实中的乡镇地区,校园欺凌治理依然处于失序状态。

2019年那次调研,我在T镇还和一位派出所副所长聊过一晚。他告诉我,派出所现在面临校园欺凌非常困扰,比如有一起恋爱纠纷引起的欺凌案,一群女孩打一个女孩,拍视频发在网络平台上,派出所还没来得及反应,信息就在网络上扩散,让他们感到压力。但另一方面,青少年的校园欺凌没有被披露之前,派出所也很难介入,即便学生把人打成轻微伤,不满18岁不予行政拘留,只能进行行政处罚和调解赔偿,没有其他办法管。

从家庭的角度看,乡村学生的家长忙于生计外出务工,很多欺凌者都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是空白,以至于一些学生实施欺凌后,老师叫家长,家长都没办法到学校。

还有一部分孩子变成欺凌者,就是因为家庭没办法给他们保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女孩,稚嫩的脸庞打扮却特别成熟,她曾经是学校的「天后」,经常有组织性地带头打架,但走进她的家,就看到家里很破旧,女孩父亲在外地打工,母亲已经改嫁,爷爷奶奶也不在,留下她和弟弟单独在家。女孩跟我聊起父母时,会觉得她特别缺爱,但聊起打架时,对别人下手又特别狠,给人「可怜又可恨」的双重感受。

基于乡村的这些现实处境,有效治理欺凌的主体一直是学校。但随着教育管理制度的变化和对教育约束的增多,学校对于欺凌事件的惩戒能力也越来越弱了。比如以前出现校园欺凌时,学校会想办法威慑学生,如果屡教不改,还会勒令学生退学。但现在这些措施都不被允许了,一些学生摸熟了套路,甚至会利用既有政策反控制学校。

非常典型的就是「控辍保学」政策,学校要保障学生上满九年义务教育,这项政策原本一直都有,只不过精准扶贫之后,有些地方执行得更严苛,喊出「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也有教育局的要求是,初三学生不能低于初一进来人数的90%。这让学校在惩治校园欺凌时变得被动,如果老师要惩罚欺凌者,他们就以辍学相要挟,以至于有老师说,别说惩罚和批评了,他们现在都不敢高声对学生说话了。

T镇一位老师举过一个例子,初中打群架很普遍,但处罚学生真的太难,有一次, A 同学骂了B 同学,B同学叫了同班七八个人来打A ,把A打骨折了。学校对这七八个人进行处分,没想到校领导在升旗台读完处理意见后,这七八个人就都不读书了。

接下来受累的还是学校。学生3天不回校,班主任就要开始劝返,劝不动上报,年级主任和校长再带着走一次,劝返工作都要写成报告。如果学生7天还不回校,学校就要下发《复学通知书》,并同时上报政府了。

实际的劝返工作非常难。2019年,我跟着学校校长、乡镇干部、村干部到学生家里去劝过一次,那名学生在初三快毕业前辍学,到他家里时,他已经去外地打工了。校长让家长给学生打电话,也不要求他什么,就是回来参加考试,没想到家长电话都不愿意打,态度很敷衍,变成是学校求着孩子去上学。

那一年,那所学校共有28名学生辍学,校长去劝返了好多次,为了让学生回来,他甚至会自己垫付路费。还有一个被他劝返过的女孩,对方父母说,回学校可以,但要每个月给女孩350元,算是她每个月打工的工资。

为了防止学生因打架走到辍学这一步,乡村学校会尽量阻止打架的发生。比如我知道湖南有一些学校会和派出所沟通,每到周五放学时,民警和辅警会在学校附近疏导交通,同时是威慑学生不要打架;如果学校提前知道了打群架的消息,也会请派出所出面制止。

此外,学校会请派出所进校园宣讲欺凌的法律知识,但衍生的新问题是,一些欺凌者懂了法律,反而会利用法律的边界去作恶。记得去年我在湖南一所初中调研时,就听到学生直接跟老师说,犯错了也没事,因为自己还不到16岁。

对于许多欺凌的孩子来说,16岁是一个年龄节点,他们会数着日子什么时候到那一年的生日,数着日子什么时候初中毕业,但对再远的未来就没有想象力了。可真到了那个年龄,他们离开学校,也只能跟别人出去打工,或者长大点去当兵,还有的就流落在KTV、酒吧和发廊这样的场所。

图源电影《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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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镇调研这几年,我感到一种空虚感在乡镇孩子中蔓延。

乡村亲子之间的交流非常少,又没什么娱乐设施,一帮孩子曾经就跟我讲,他们觉得村子里最好玩的事是「摇红薯」——用土垒成一个小塔,把鸡肉和红薯放里面,用燃料烧一烧,到一定时间再把塔拍下来,用余温把红薯和鸡肉焖熟。但玩多了,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玩的了。

孩子们没有情感和娱乐载体,就把自己深深嵌入在手机世界里。短视频对乡村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在校园欺凌这点上也是如此。网络本身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在他们中传播最快的是刺激、血腥和偏执的内容,孩子看到就会去模仿。他们接触的信息很庞杂,但对世界的认知和未来的想象又特别单薄,很多理解都来源于网络主播,问他们将来想做什么,很多女孩就说当网红,男孩就是游戏主播。

去年,我尝试做过未成年人与网络世界的一个关联调研,发现青少年所关注的东西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话语体系差异也特别大,很多词汇都用拼音代号表达,成人根本都听不懂。他们不认同成人的价值观,成人也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

但能感觉到,这群孩子也希望被肯定和被看到。最极端的是欺凌者把打人视频拍下来发到网上,目的其实是彰显自我,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炫耀,但在被批判之前,他们甚至都没意识到这是一种畸形和恶的方式。

但校园欺凌的治理真的就无解了吗?这几年,我也在乡村寻找有效的治理案例,回访T镇时,二中的校长给了我一个意外的答案,在他推行一些举措后,二中的校园欺凌事件居然明显变少了。

这位校长怎么做的呢?首先,他把T镇的宗族文化融入到了校园治理中。当地每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姓氏,共一个祖宗,每逢重大节日还会在村里的祖先祠堂一起祭祖。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姓学生之间会倍感亲切,容易结成圈子,学生打架之前,还会掂量对方姓什么,来自哪个村,如果对方村庄的势力强大,ta就不会选择轻易动手。

根据这个特点,校长在校级和年级学生会之外,成立了一个村级学生会——每个村组建一个学生会,成员8人,由那些威信高、家族势力大的学生作为干部,职责是管理学生放假和上学路上的安全,有人被欺负了要及时报告,发现同村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学生出现矛盾及时反映。借助这个组织,学校非常容易获得信息,把一些欺凌扼杀在了萌芽里。

那位校长在人员选用上也很有魄力,包括校级和年级学生会的成员,他们大多不是优等生,而是经常打架的后进生,由班主任推荐,通过演讲竞选出优胜者,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以及处事是否公道。

那名校长强调,之所以敢用这些后进生,是因为他觉得做教育一定要有容错空间,允许学生犯错,给他们改正的机会。但遗憾的是,现在教育里的容错空间越来越小,过度强调安全,遏制孩子玩闹的天性。孩子做一点恶作剧,就被贴上坏小孩的标签,被排除在主流的评价体系之外。对于那些不害怕规则的孩子来说,越是这样,他们越是会强化对抗行为,不断逾矩,挑战学校的权威和底线,某种程度上造成欺凌风险。

二中校长很懂得这一点,他不仅给后进生机会,而且还做了很多匹配措施,鼓励他们施展个性。这也是乡村教育缺失的一点,有的孩子虽然成绩不好,但有其他像画画、足球、跳舞这样的技能,只是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被开发,而那位校长就想办法发掘学生的各种技能。

比如学校里隔三差五就搞活动,每年有校运会、元旦晚会、十大歌手比赛、穿板鞋比赛、男女足球队……学校里有一面绘画墙,喜欢画画的学生可以自己去画;操场边上一角还有一个养猪场,平时是给师生改善伙食用的,后来校长就想到搞一个厨艺大赛,学生就特别开心。因为学生里多是留守儿童,校长还做了一个「给留守儿童过生日」的活动,给孩子们发礼物;到了毕业季,又有「毕业生留下一棵树」活动,孩子们也很愿意参加,通过栽树表达他们对于校园和青春的情感。

总之,那位校长把资源链接起来,搭建了非常多的活动平台,让学生青春期的能量得到释放,同时重构了后进生的意义感,替代了他们原本被暴力占据的时间,学生打架的事件自然就减少了。

T镇二中虽是一所新建的学校,但在那名校长的大力改革之下,学生被管理起来,整体素质也提上来了,收到一些不错的生源,名气慢慢超过了老牌一中。现在,T镇二中已经成为全县排名前10的学校,几个乡村合成一个片区,二中也是片区长学校。那位校长还打破了过去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分班模式,实行平衡分班,后进生不再感到被明显区隔。

最后,那位校长跟我讲的是这样一个例子:是一届学生会的副主席,之前特别爱打架出头,刚开始进学生会,也忍不住好斗的习性,看到同学被欺负了,不报告直接就打。后来,老师经常找他谈话,认可他的付出,也让他理解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名学生就感觉自己被肯定和看到,慢慢开始改变,人变积极了,学习也变好了,后来还考上了全县排名第二的高中。校长就说,如果不给这样的学生改变的机会,不仅在学校里搞破坏,而且一个人的前途可能就这么没了。

T镇二中提供的只是一种解法,现实中的乡村校园欺凌,以及如何管理后进生的问题依然复杂,学校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解法。其实,还有很多学校老师跟我说,如果对犯错的学生用心,而不是把他们推出去,学生也不必成天打打闹闹,用暴力构建另一套价值秩序。只不过,在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对学生用心本就是一道难题,需要不同层面合力拿出智慧,对学生要舍得付出精力,付出时间。

注:根据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小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图源剧集《黑暗荣耀》

来源:人物